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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写作应开辟新的文学版图
2018-10-20 08:57:00 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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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英国诗人济慈的影片 《明亮的星》剧照。济慈20多岁写下的作品对英语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主流文学期刊正在不断打开视野,频频推出90后作者的多元作品。

  “90后”,已经成了文学界的热词。在近期出版的文学期刊、图书中,90后作者频频亮相,成为文坛一股耀眼的新生力量,也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相比于以往的青年文学,90后的作品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质,其中有一些甚至是 “出人意料”的。对于这些作品,50后、60后及至80后怎么看?我们所看到的 “90后文学”,能不能代表这个代际创作的基本面貌?他们的写作有什么优势与不足,是否已经形成了整体可辨识的创作风格?90后的成长背景、知识结构、文学场域,以及当下媒介的发展与变革,已然或者将会对这批年轻人的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三位业内的专家,一起谈了谈。

  嘉宾:程永新 《收获》杂志主编

  何平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金理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采访:钱好 记者

  在当下这个互联网时代,可辨识的整体风格在青年作家中可能越来越难出现,文学界的视野和观念也应该更加开放

  记者:就你接触到的作品而言,你对90后的文学创作有怎样的印象?

  程永新:今年的第四期 《收获》,我们推出了 “青年作家小说专辑”,刊登了九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到第六期还会有另外两位的作品刊发。一共是11位青年作家,其中有一半都是90后。

  整体来说,这些年轻作家的知识来源、文学储备非常丰富,能够看出他们仔细研究了文学前辈的作品,从中吸纳了方法和经验。很多作品具体是向哪位作家学习,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可以看到,他们掌握技能的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也许还不是那么惊艳,但已经有趋于成熟的表现。

  写作风格的多样化,是这一代人很重要的特点。每个人的创作都很个性化,有各自不同的特色。比如王苏辛的 《所有动画片的结局》,写的就是动画片在他们这代人中间的影响,开口非常小,但是里面包含了比较宏大的、时代性的东西,而且写得非常含蓄、有意境。大头马也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作者 (她出生于1989年,也可以算作 “准 90后”),她的风格特点非常鲜明,作品里有很多的奇思异想。

  何平:去年一月,我开始在 《花城》主持 “花城关注”栏目,因此我也接触了不少年轻的90后作者的作品。

  从代际传递的角度,90后是在高度开放的全球化时代,接受了完整的大学教育并开始写作的一代作家。但这也带来一个致命的先天不足,他们和祖辈父辈作家相比,个体化和个性化的生命历险和体验相对稀薄。加之网络时代来临,阅读和发表变得更容易更快捷,这往往容易滋长了轻巧、肤浅、同质化也速朽的“同人式”写作。

  金理:2017年,在我主持的复旦中文系 “望道”读书班上,十多位本科生一起集中讨论了一批学界视野中的年轻作家的作品。阅读之后大家普遍的感受是不太满意,觉得那些作品并不能够代表他们这个代际群体当中最有创造力的文学。用一个学生的话说,几篇90后小说都没有反映出,或是刻意避开了90后一代的特征: “他们好像试图彻底地模仿某种过去的写作。”我当时读了后,也有疑惑、遗憾:作品面貌单一,仿佛机械反映论的现实主义联展;大多数人的创作很像 “小说”、太像 “小说”。

  反过来,我请学生们推荐人选,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大头马、陈志炜等名字。我渐渐意识到,学生们心目中 “青年文学”的版图,和我心目中的不完全一样,他们在提醒我更新阅读视野。所以,具有探索精神的青年写作者客观上是存在的,我们需要挣脱自身过于传统和貌似主流的视野,去 “看见”他们。

  记者:不同时代中,青年作家常常会表现出彼此影响的、相近的创作风格。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比如21世纪初 80后作家受 “新概念”影响的文风。相比之下,90后目前似乎还没有涌现出风格上的集群。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何平: “风格的集群”,这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去讨论问题了 (这种讨论往往滞后,或者说是文学史的追认)。从我对90后的观察来看,目前写作个体的风格辨识度都不确切不稳定,怎么谈得上 “风格”的集束呢?而且1999年出生的才19岁,我们现在就能预言90后的风格吗?我个人觉得,90后首先应该写出好的作品,然后再谈风格的问题,重点在于作品本身的质量。

  和前几代的作家不同,已经登场的90后中,在那些能够初步自觉摆脱同质化窠臼的写作者身上,审美的差异性,可能更多于共同性。王苏辛、李唐、周恺、庞羽、三三、郑在欢、王占黑、王陌书、杜梨、索耳、丁颜、宋阿曼……这些90后小说家其实是在各个向度打开各自的文学实践。而且,小说和诗歌、非虚构的写作差异性更大。

  程永新:目前看来,90后作者还没有非常趋同的风格。这些年轻人都是刚刚起步,都在摸索当中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各自表达他们对生活、对时代的理解。

  当然,在当下这个互联网时代,面临信息爆炸的阅读环境,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每个人都在大时代里吸取跟他们个性相符合的一部分,文学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文学的边界也在一点点模糊。在清华大学青年作家工作坊中,大头马就提出,传统文学应该向电影、游戏等其他媒介形式融合,更加多元化。当然我们认不认同另当别论,但年轻作者有这样的观点,跟现在的时代环境是有关系的。从这个方面来说,趋同的风格在当下青年作家中可能也越来越难出现。

  记者:当下年轻作家的活跃圈子,跟以往的作家有很大的不同,像豆瓣、简书这样的一些网站、App、公众号,都聚集了一批新锐的青年作家。你对此有什么感受?出版界、评论界发现新作者的思路,在当下是否也在变化?

  程永新:随着时代变化,文学观念应该更加开放。所以我们应该拓宽视野,把网站、公众号,都纳入我们的视线。无论是什么渠道来源,只要这个写作者有潜力、有水准、有特点,就应该把他吸纳过来。我们这次甄选出来的作者,很多就是活跃在豆瓣等网络平台。但我们并不是今天才开始改变的,多年前我们就陆续推出过安妮宝贝、郭敬明的小说。文学艺术就应该多样化,这是 《收获》一贯的主张。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网络写作虽然比较自由,但是跟传统期刊相比,它没有一个审阅的过程。审阅的过程,其实就是水准把关的过程。我觉得应该把网络的自由,和传统期刊的谨慎审阅过程结合起来,这样就能尽可能挑选出这个时代优秀的写作者。

  金理:关于今天写作生态的变化,记得评论家李敬泽先生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80年代的变革是要抢麦克风,这个麦克风要拿到。现在就是,行了,这个麦克风你把着吧,我不要了,我另外拉一个场子去讲。”今天的很多年轻写作者就是这样,他们自行跑到另一方天地里载歌载舞。

  正因如此,一方面,接受保守文学惯例和趣味规训的 “新作家”们纷纷写出的是 “旧文学”;另一方面,真正敢于尝试的青年人却长期处于我们这些专业读者、研究者的视野之外。然而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带有异质性的创作纳入视野,就可能永远只是面对一张残缺、陈旧、不完整的文学地图,那样的话,我们发言的有效性都是需要被质疑的。当然,主流文学界的接受视野也在扩大,这样的积极努力是必须肯定的,比如近期 《收获》刊登了霍香结的 《灵的编年史》和大头马的 《赛洛西宾 25》, 《钟山》刊登了陈志炜的 《水果与他乡》……

  90后的阅读已经告诉他们太多的文学可以如何作为,现在最困难的恰恰是怎样说 “不”,从而摸索到属于自己的文学秘密道路

  记者:现在年轻作家出道、成名的渠道,比以往要多得多:畅销书、网站、自媒体、粉丝经济,还有大量影视编剧的机会……这些是否也会对他们的创作产生影响?

  何平:就像前面所说,现实中诱惑机会太多,造就了机会主义的写作者。年轻作者很难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各种力量左右着青年写作,其中,鼓励文学探索的力量恰恰是最无力的,以至于许多的文学实验者以抱团取暖的方式艰难地残余。再有就是影视剧的看与写,空前多的文字垃圾以文学之名招摇过市,导致审美和语言感觉退化,对当下青年写作的影响已经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新媒体时代,这是不是理所应当会成为未来文学方向?反而基于语言自身审美丰富性的文学探索恰恰是过时的?有待观察。

  金理:当然会产生影响。不仅是对年轻作家,对生当此时代的作家都会产生影响。当下的青年作家都具备市场意识,关注作品的销量,在作品大卖后还会跟进一些衍生品,我认为这一点不新鲜。如果回到现代文学史上,文学青年们——比如巴金、施蛰存、赵家璧等等——在投身现代出版市场时所启用策略的灵活性、获得经验的丰富性,足以让今人汗颜。只不过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今天可供利用的阵地、媒介更新颖、多元。关键问题是,当你在介入这个市场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文化理想?是仅仅满足于获取利润,还是怀抱着文学理想传播正向的精神能量?

  记者:你觉得90后的创作有什么不足?能否给他们一些建议?

  程永新:每个人情况都不太一样,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总体来讲,这一代人的知识结构跟上一辈人完全不一样,他们的文学储备其实很丰富。可是文学写作还是有一个摸索、寻找的过程,并不是读的书多了,就能写出好东西。每个人都需要慢慢寻找用文字反映生活的途径。

  做青年作家小说专辑时,我们会适度降低评判标准,这一点也毋庸讳言。所以近期 《收获》和清华大学合办青年作家工作坊,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其实就像专家会诊,给这些年轻作家的作品把把脉,指出优点和不足,专家们的意见可以作为一面镜子,让年轻的写作者可以反观和审视自己的作品,希望能够对他们的创作有所帮助。这也是我们在2015年、2016年和今年持续推出青年作家小说专辑的出发点。文学期刊是文学的守夜人,编辑就是年经写作者的提衣人。年轻人特别需要扶持,文学也不断地需要输入新鲜的血液,需要新人的加入。

  何平:从整个青年作家成长生态来看,现在需要更多尽责的先锋文学实验的发现者、声援者,而不是固化文学教条的守护人。否则平庸而安全的写作可以获得更多文学资源,进而助长投机式写作的可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年轻成为一种文学优势,以至于有的年轻写作者不惜冒险编造发表简历,推前首次发表重要文学期刊时间,甚至模糊出生年龄来投机获益。

  提携年轻作家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坊间传说和各种回忆录多有类似的佳话。知名作家在成长过程中何时被发现,被谁发现也往往被作为大事记载。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当下有一种倾向,就是把这种有机的文学传统异化为网罗年轻人生面孔的跑马圈地,甚至不断推前作者发表作品的生理年龄,掐尖催熟,年轻能文成为一种资本。而一旦年轻写作者缺少自律,则顺势撒娇卖萌,迎合固化的文学趣味。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正常的文学生活部分地畸变为世故的文学交际学,近年一些在圈内外频频刷脸的新人,除了年轻,几乎很少为当代文学贡献创造性和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大众有这样的印象:新世纪年轻作家的先锋性远远不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青年作家。

  在这样的写作时代,如果写作个体缺少审美自律和文学理想,很难去突破文学陈规和时风。我曾经在谈论90后诗人的时候说过,当整个世界扑面而来,年轻作家们需要坚硬的牙齿和强大的胃才能消化如此之多且泥沙俱下的 “文学知识”和 “文学史知识”。换句话说,当他们开始写作的时候,他们的阅读已经告诉他们太多的文学可以 “怎么办”,对文学技术的过于熟稔也是导致青年写作同质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对他们而言,现在最困难的恰恰不是 “怎么办”,而是 “不怎么办”;怎样地对自己说 “不”,从而摸索到属于自己的文学秘密道路。

  金理:回想当年 (其实也没几年)80后写作与研究兴起时,我也身与其役,作为80后群体中的一员,对当时外界的言论有时会感到不耐烦。我听导师陈思和先生说过一件往事:1980年代中期,复旦召开当代文学的讲习班,邀请了王安忆与她的母亲、著名作家茹志鹃一起来参加座谈。王安忆当时才30多岁,在会上对着茹志鹃说: “你们老一代总是说,对我们要宽容,要你们宽容什么?我们早就存在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在场感,肯定也厌烦青年导师们的指手画脚。真要说什么建议,也无非就是诚恳地生活、诚恳地写作。而且,任何不足需要在自己心上滤过,通过一丝不苟的创作实践来修正,借鲁迅的话说,需要90后们“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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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 责任编辑: 王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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